世紀疫情過後，心理健康問題備受全球關注，香港亦面臨同樣挑戰。由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港大醫學院）李雪教授帶領的全港首個抑鬱症健康經濟模型研究顯示，香港於2023年至2032年每年將有超過55,000名居民受抑鬱症困擾，意味著香港將在10年間持續面臨診治抑鬱症的重大負擔。
香港人口稠密，生活節奏急促，精神健康問題實屬普遍。
學生與抑鬱症
一般而言，較少中學生須擔起家庭責任，但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壓力，不會受抑鬱、焦慮等情緒症狀困擾。
根據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的「2024 年中學生幸福感調查」，約三成（33.6%）學生呈不同程度的抑鬱徵狀，超過兩成（25.5%）更達中度至非常嚴重程度，須尋求專業協助。學生最普遍出現的徵狀依次為：「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沒有甚麼好事情是我可以期待」及「我討厭自己的生活」。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亦在今年發表本港首份有關「香港中學生精神健康素養」的調查結果。調查發現，過半受訪學生在受訪前的過去兩星期曾經歷感到緊張、不安或煩躁，甚至無法停止或控制憂慮。研究團隊以簡易版病人健康問卷（PHQ-2）評估受訪者的精神健康狀態，發現三成（30.6%）受訪學生正受抑鬱症相關的症狀困擾。同時，以簡易版焦慮情緒問卷（GAD-2）去評估，發現四分一受訪學生處於焦慮的狀態。
成年人面臨的壓力
成年人須負起的責任更多，壓力來源也更多，加上近年香港的經濟環境波動，工作前景和家庭負擔牽動焦慮和抑鬱等情況，在成年人群體中並不罕見。
根據香港心理衞生會與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合作在2024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研究發現1,698名受訪香港男士中，近四分一（24%）被定義為中度及嚴重精神健康風險人士，其中32%的壓力來源與工作相關。該計劃亦進一步向166名於本年度接受輔導服務的男士進行評估，發現有近6成受訪者接受輔導服務前，正處於中度至極度嚴重焦慮狀態，近四成半受中至極度嚴重抑鬱及壓力問題困擾。
另一項由香港心理衛生會於2023年進行的「全港抑鬱指數調查」顯示，整體有33%的受訪者有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其中18至24歲的青年群體中，近44%的人有中度至重度抑鬱。調查指出，受訪者的壓力主要來自家庭、工作、健康及經濟等方面，特別是25至34歲的人士因工作情況而感到壓力最大。
長者的精神健康
雖然香港是全球人均預期壽命最長的城市，然而近年香港社會環境經歷重大改變，加上疫情衝擊，長者亦會面對不少情緒壓力。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截至2022年中，全港60歲或以上的長者有214萬，佔總人口四分之一以上（29.4%）。香港大學進行的「耆幻藝行計劃」研究結果發現，香港的長者比鄰近地區（如台灣和廣州）的長者出現更多的抑鬱症狀，然而本地對於患有輕度至中度抑鬱症狀的長者的關注及支援卻非常有限。
研究顯示，約十分之一的長者患有抑鬱症狀，可見這是本地精神健康議題中非常值得關注的一環。老年抑鬱有可能為長者帶來難以逆轉的影響，如認知能力減弱、精神健康轉差，甚至導致死亡。
社會與政策支持
香港的心理健康服務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包括專業人員短缺、輪候時間長和高昂的治療費用。公共衛生系統中的精神科門診等待時間可長達兩年，而且精神科門診面對供不應求的情況，例如新界東聯網精神科僅有69名醫生，平均每名醫生要處理逾2,400人次病人。
儘管只有少於20%的抑鬱症患者會發展為難治型抑鬱症（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簡稱TRD）或出現相關合併症，但這些患者卻將耗用近半抑鬱症相關的醫療資源。港大研究亦預測，由2023至2032年，香港每年將有55,849至57,896名患者罹患抑鬱症，帶來的年均醫療成本超過25.1億港元，反映精神健康問題對社會和經濟的重大影響。
港大的抑鬱症健康經濟模型預測出，早期干預會是節省成本的關鍵。抑鬱症患者在接受兩種抗抑鬱劑後仍未達到緩解期，就歸類為難治型抑鬱症 (TRD)，治療上也比較困難，而且耗費31–54%的抑鬱症相關醫療資源。由此可以推斷，當抑鬱症病情惡化至嚴重階段將造成巨大的社會資源負擔，所以早期干預對於挽救病例及節約醫療成本至關重要。
總體而言，香港面臨著持續增長的抑鬱症負擔，這不僅影響個人的生活質素，也對整個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未來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心理健康服務中，以建立一個更加支持性的環境，使每個人都能在需要時獲得適當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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